1938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山西历城县发动战斗。 《解放军画报》资料室提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誓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红军总政治部改为政治部八路军司令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9月16日，邓小平随八路军司令部东渡黄河，向饱经战火的华北抗日前线进发。 1938年1月5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命邓小平为第129师政委。 1月16日，八路军总部宣布了这一命令。 18日，邓小平抵达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太行山南麓的西河头村，这里是第129师司令部所在地。 太行山自古被誉为“世界之脊”，因其山峰险峻、沟壑纵横，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毛泽东曾说过：“扼太行者，则扼天下”。
邓小平上任后不久，会同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在长胜口、神头岭、响堂铺等地部署指挥了对日军的3次伏击战。 其中，邓小平、徐向前亲自在前线指挥响塘铺伏击战。
响堂铺的伟大胜利和巧妙的策划
1938年2月，日军集中兵力3万余人，进攻晋南、晋西等地区。 日军占领歙县、历城、潞城、长治、晋城、临汾等地后，汉长线和向西延伸至临汾的公路成为日军运送士兵和作战物资的重要交通线。 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拖延其行动，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决定在歙县响塘铺地区进行伏击。
3月21日，刘伯承前往八路军司令部开会，并出席国共两党在沁县小东岭联合召开的东路军将领会议。 邓小平、徐向前作出了详细的作战安排。 26日，邓小平、徐向前率部向响塘铺进行秘密行动。 31日凌晨4时，全部部队进入伏击区。 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后地村的山坡上，邓小平率领直属部队在佛堂沟设下埋伏。 伏击区以响堂铺为中心，西起东阳关，东至春树岭，全长15公里。 战前，邓小平亲自到769团进行作战动员。
泉水寒冷陡峭，山风凛冽。 官兵们在山坡上躺了半夜。 没有日本车队的踪影，只有偶尔驶过的汽车。 许多人都屏住了呼吸。 邓小平指示大家耐心等待。 8点30分，东阳关方向传来汽车的轰鸣声，路上扬起滚滚尘土，日本车像蜈蚣一样沿路排成一条长长的弧线。 9时左右，日军第10师团辎重部队180辆车辆全部进入伏击区。
一声令下，响堂铺山谷立刻爆发出密集的枪声和惊天动地的手榴弹爆炸声。 八路军的迫击炮、机枪、步枪同时发射，日军顿时一片混乱。 前面的车被正面拦截，后面的车在撤退中受阻，日军车队全部被困在路上。 敌人被打得头晕眼花，有的像无头苍蝇开着车到处乱跑；有的被打得晕头转向。 有些人钻到车底下随意射击； 有的挥舞着日本刀，喊着“哇！”……
八路军到处伏击部队，在冲锋的巨响声中向日军车队发起猛烈攻击。 战士们挥舞着步枪、刀、矛，如猛虎般向敌人扑来，与日寇展开白刃战。 有的士兵刺刀折断，就抱住日本兵，用嘴咬，打掉了他们的牙齿； 一些士兵投掷手榴弹。 将自己投入到顽固的敌人群体中。 敌人鬼嚎一般，一一倒下。 路上，日本兵的尸体随处可见； 烧毁的汽车中接连传来爆炸声，火焰冲天，浓烟滚滚，如一条火龙蜿蜒。
激烈的战斗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日军800余人从历城、歙县东西两路向响塘铺增援。 他们被邓小平策划的伏击击败，狼狈地逃回据点。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战斗取得胜利。 下午4点左右，日军出动18架飞机对响堂铺上空狂轰乱炸。 此时，邓小平和徐向前已经率部转移到10公里外的安全地区。 此战，歼日军400余人，击毁车辆180辆，迫击炮4门，长短枪130余门，缴获大量弹药等军需物资。
4月2日，邓小平、刘伯承、徐湘祥共同签署了《响塘铺战役详细报告》，电告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当时的战斗详细报告是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这次伏击战是邓小平上任后参与部署指挥第129师的第一场战斗。 遏制了日军进攻黄河防线的势头，坚定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和胜利信念。
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左四）、朱德（左三，拿着望远镜站立）、任弼时（左二）、罗荣桓（一）左起）等人从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乘船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罗东进 摄
百团大战中的邓政委
1939年9月，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笼子政策”，企图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一张网，然后用重兵一一歼灭。 面对残暴的日军，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实施断敌交通线行动。 1940年5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第129师首先向白金路发起进攻。 5日至7日，铁路沿线各县2万余名自卫队和民兵与主力会合，撬铁轨、抬枕木、拆桥梁、烧仓库。 两天之内，他们就彻底摧毁了日本人辛辛苦苦经营的白金铁路。 他们行程50多公里，拉开了百团大战的序幕。
7月22日，八路军司令部下达了“战役准备令”。 刘伯承、邓小平立即采取行动。 他们在作战室里彻夜不眠，全身心投入指挥行动。 8月18日，在和顺县石拐镇，129师召开三路突击部队指挥员会议，对行动进行详细部署。 政委邓小平在会上简洁地说：“正泰路破坏越彻底，我们就越积极主动。这场仗一定要打好。坚决粉碎日本侵略者的‘笼子政策’，扩大和巩固抗日战争的胜利。” ——敌后日本民主根据地“8月20日夜至9月10日，第129师团参战部队在民兵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如期完成了第一阶段战役。
第二阶段，129师的作战任务是收复榆社至辽县路上的日军据点。 9月23日23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向榆社日军据点发起猛烈进攻。 八路军与敌激战一夜，占领城西、西南角。 24日下午，发起第二次进攻，攻入10多米高的母堡。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日军核心阵地榆社中学的碉堡大部分被攻占。 当晚，第三次强攻发动，疯狂的日军释放毒气。 25日下午，八路军利用坑道爆破发起猛烈攻击，闯入榆社中学。 经过肉搏战，他们彻底消灭了剩余的敌人。
日军遭受重创，愤怒不已，集中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从10月6日开始，百团大战将进入第三阶段。 在日军的疯狂攻击下，129师团处境十分危险。 10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带领师部人员连夜向宋家庄进军。 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每人都配了一支步枪，准备分头作战。 29日，陈赓率第386旅及决战纵队向关家坳日军发起总攻。 整个早上都充满了炮火。 中午，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开赴前线。 到达后，邓小平指示：“一切都是为了前线的胜利！今晚机要科和一科的任务特别重要，我们不能睡觉。” 经过连日的战斗，师部人员疲惫不堪，但大家都坚决执行命令，坚守岗位。 。 晚上10点左右，彭德怀打电话命令第129师次日凌晨4点发起总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消灭关家坳、东庄、中村之敌。 从总攻开始到中午，战斗持续激烈。 敌机狂轰乱炸，试图掩护日军突围。 八路军的伤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离关家坳不远的指挥所里，刘伯承和邓小平站在电话旁，密切关注着前线的战况。 气氛极其紧张。 这时，参谋将手机递给了刘伯承。 陈赓汇报，由于伤亡惨重，有的连只剩下十几个人，已经无法承受攻击了。 刘伯承对着麦克风大声说道：“……同志！我难道不为无产阶级队伍感到难过吗？” 说完，他愤怒地摔了麦克风。 这时，邓小平拿起电话，很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大局！大局！我们一定要从大局出发！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赢！打一场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员伤亡的大战争，问题是要组织好火力，减少人员伤亡。” 听了这句简短而有力的话语，陈赓深信不疑，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有力指挥下，前线指战员奋力杀敌，致使敌军仓惶逃命。历时三个半月的团战，129师38个团参加战斗，共进行大小战斗529场，铁路总长491英里，公路1052英里，碉堡59个，桥梁187座、车站30座被毁；火车2辆、汽车47辆被击落；日伪军死伤7507人。
横扫反共军队
1938年10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继续在我抗日根据地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政权。 1939年1月，为贯彻统一战线政策，邓小平于16日、25日两次同国民党第10军军长石友三会谈，表示八路军坚持与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庄严宣示了坚决保卫抗日根据地的立场。 ，让石友三暂时保持中立，孤立其他顽固分子的反共行为。 同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军事制约共产党”和“政治制约共产党”为补充的方针，并颁布了秘密文件下令“进攻八路军、新四军”。
1940年2月上旬，朱怀兵联合庞秉勋等部队，协同平汉路以东的石友三等反共顽固部队，企图在增援部队到来后，由南向北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蒋介石增援。 朱怀兵迫不及待地在武谢巴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层层构筑炮台、挖壕沟，切断我们的交通和补给。 2月18日，他以两个团的兵力，杀伤八路军战士150余人，抢走价值27000余元的军用物品。
日本侵略中国，国民党顽固军队不肯与日本人作战，反而在背后捅自己一刀！ 彭德怀跳了起来，怒道：“除掉朱怀兵这个‘摩擦’专家！” 朱德总司令生气地说：“小平同志就办，到时候再说就好了。” 邓小平坚定地说：“朱怀兵是要攻击我们的先锋队，我们应该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兵的部队，监视卢忠林、孙殿英的部队，争取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的中立。”
3月5日凌晨2时，邓小平一声令下，反顽抗运动开始了。 顽强的94师和24师联合防御薄弱，在八路军的攻击下溃逃。 八路军攻占了沿途所有碉堡，歼灭了大部分补充团，迫使顽军主力撤退。 次日一早，八路军中队、左翼队从南北向顽抗部队发起进攻，致其放弃全部辎重，冲过漳河逃往林县。 邓小平命令部队全线追击。 经过三天激战，歼敌朱怀兵第97军及其杂牌武装万余人，生俘7000余人。 朱怀兵丢盔弃甲，带着残存部队2000余人逃往河南修武县。
此时，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派出代表与国民党第一战区总司令卫立煌进行谈判，争取双方休战，共同抗日。 3月中旬，双方商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为界，八路军主动大面积撤军。 5月，与国民党军签订合同，以漳河为界划分作战区域。 邓小平率部撤退，将所有顽固俘虏交给了国民党军队。
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改变了八路军遭受日军和顽军攻击的危险局面。 不久，太行军政委员会成立，邓小平担任军政委员会书记。
漳南运河筹建
1942年，129师部驻地赤岸村一带连续遭遇旱灾。 春天播种不可能，秋天收割也无望。 就连村民的日常生活饮水都成了问题。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油灯下彻夜不眠，制定了修建“漳南渠”的计划，将清漳河的水引上山。 随后，邓小平与当地政府亲自主持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建设方案，收紧其他支出，并要求根据地政府借用河北币60万元，利用“以工代赈”开山修渠。方法。
为了解决技术难题，邓小平派人从河南请来20至30名能工巧匠帮助修建运河。 他还派人从沦陷区购买了水利测量仪器，并让政治部的两名干部负责测量。 。 为了解决修运河民工的粮食问题，邓小平还想方设法为每人每天配发3公斤小米，所有经费均由师政治部支付。 邓小平还亲自到工地和民工一起搬石料、筑石堰。 他经常到工地指导，与施工人员讨论解决各种问题。 师长的吃苦耐劳精神，激发了农民工修建运河的热情。 经过14个月的努力，终于于1944年4月顺利通水。
这条运河流经8个村庄，全长27英里，将运河沿岸3500多英亩的旱地变成水浇地，旱涝保收。 为帮助歙县人民和驻军抗灾救荒、改善生活、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 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一首民歌：“水流到南山顶，吃饭不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么会流” ？” 漳南渠水潺潺，无法将八路军129师的歙县人民疲惫不堪。 感激。 老百姓称之为“救命运河”、“幸福运河”。
八路军129师主要是一起领导的。 左起：参谋长李达、政委邓小平、师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树凡。高帆/摄
开展军民规模化生产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日子。 日军继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经济封锁”。 此外，今年太行山区还遭遇罕见干旱和蝗灾。 粮食和蔬菜收成不佳。 抗战军民一天吃不了半斤粮食，只好用糠和树皮。 、槐叶等充饥。 有的人甚至挖出白土，拌入大米充饥。 生活处于极度艰难之中。
面对困难，邓小平号召部队带头攒钱渡饥荒，实行配给粮食。 他还带头坚持每餐只吃一份小米野菜饭，为赤岸村的贫困群众节省粮食。 同时，他还带头开荒耕种。 发展生产，实行自救，渡过饥荒。 一天清晨，村边河边的石滩上出现了七八个衣着整齐的士兵。 他们背着铲子、锄头、篮子，有说有笑。 邓小平、刘伯承走在前面。 正是他们二人带领师部参谋带头清理石滩上的荒地。 正在石滩上干活的人们没想到，师长百忙之中竟然亲自来带头开垦荒地。 邓小平和刘伯承脱下外衣，穿着粗布衬衫，用铲子挖土，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 当天下午，邓小平带着大批战士在这里热火朝天地工作。 他还虚心向老农民请教，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在师长的带领下，大家把石滩变成了5亩可以浇水的良田。 如今，这片肥沃的土地已成为村里的果园。 每当村民们采摘丰收的果实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邓小平、刘伯承在这里开荒的情景。
早在1940年6月，第129师师部就驻扎在长乐村。 一有空闲，邓政委、刘司令和师直队战士就清理屋前屋后、路边树下、河滩河边的荒地、农田。 。 很快，大大小小的三十多块土地被开垦。
大家一起在地里种了白菜、氰化物等。 邓政委亲手把密密麻麻的大白菜苗疏苗，还提着水桶给苗子浇水。 当地里长出杂草时，他像老农民一样弯腰拿着锄头松土、除草。 在邓政委和战士们的精心照料下，蔬菜茂盛，长势喜人。 尤其是白菜，每一根都肥硕扎实，令人瞠目结舌。 群众围观田野，称赞邓政委种菜技术好。
收获季节到了，师部突然决定迁往赤岸村。 大家应该如何处理卷心菜呢？ 邓政委高兴地说：“交给长乐村人民吧。”
邓政委和同事们收获了1万多公斤白菜。 冬天，长乐村家家户户吃着邓政委留下的菜肴，心里暖暖的。 村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曲：“自古兵匪一家，不是抢就是抓，现在八路军到我们村来，不抢，不抢。”他们不拿任何针线，甚至给我们白菜。” 大家都称赞刘邓的部队！”
在太行山区，邓小平不仅带头开荒耕种，还发动干部家属一起耕种土地。
一天清晨，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孩子们居住的院子里的女房东张阿姨听到厕所里有响动。 当她穿好衣服起身的时候，就看到卓林正在舀粪，准备往地里送。 张姨劝卓林天亮后再做，但卓林只是笑笑不说话，生怕吵醒别人。 随后，卓林拎起粪便，朝田野走去。
原来，邓小平、刘伯承带领指挥部部分干部及家属，在村西楸林旁清理出一块荒地，架起了界线，挑水浇灌，种了绿色菜园。 这一天，干部和家属约好一早就去田里送肥料。
菜园里种满了各种蔬菜：辣椒、葱、菠菜、韭菜、茄子、丝瓜、黄瓜等，邓小平最喜欢的是辣椒。 他还让后勤部门的同志从外地带来西红柿（当地人称“洋柿子”），自己种植、修剪、分枝。 试种成功后，他帮助村里的人种植西红柿。 地上种满了红绿相间的“洋柿子”园。
坚持树立榜样
在太行山，邓小平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 他坚持每天定量配给饭菜，坚决不答应恶警增加营养的要求。 平日里，邓小平坚持与总部、区委的干部同吃一锅。 红高粱或黑豆面与野菜叶、菜叶一起蒸制而成。 它们又黑又硬，人们戏称它们为“砖头”。 有一次，邓小平生病了，厨师又给他煮了一碗汤面，他婉言谢绝了。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八路军干部应该像普通士兵一样，不应该专门化。
有一次，总书记正在给邓小平孩子的奶妈喂牛奶。 秤有点高，首席秘书就把秤绳往后移了一点。 没想到这个微妙的动作恰好被邓小平看到。 邓小平走过去，仔细看了看秤。 足有十五斤半，他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公小米，别因为她是我孩子的奶妈，就让她多吃。八路军要求官兵一致，谁也没有。”你不能很特别吧！” 他舀起半斤小米，在场的干部群众都被他折服了。
总部所在的山上有很多榆树。 1941年春天，由于粮食不足，赤岸村的人们捡榆子来吃。 当时，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住在山下的一个村民家里，正怀着孩子。 看守们怕卓琳营养不良，就从山上摘榆钱给她补充食物。 邓政委得知后，郑重地说：“赶紧还给乡亲们吧，我们有困难，老百姓比我们困难更大，越是困难，我们越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怎么称呼我们的弟子呢？”
据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杨殿奎回忆：在太行山上，邓小平总是穿着和普通士兵一样的衣服。 有一年，供给部的同志给各师领导定购了一套灰色的细棉军服。 邓小平毅然后退，说：“这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而是为了把我们同群众分开”。
关注科技
1944年11月，邓小平在历城县南尾泉村召开的太行区第一次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会议上说：“科学的力量是伟大的，在良种方面，将生产出金皇后玉米”明年就可以推广，随着好的小米、小麦种子的传播，预计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将收获100万石以上的粮食。主要是精耕细作，更需要把经验和科学结合起来。”
在赤岸村生活期间，邓小平经常虚心向当地农民请教农业种植和一些土壤经验，并提倡部队拿起枪打仗，拿起锄头耕种好地。 他亲自挑选并推广了五叶南瓜、60天玉米、早稻等30多个优良品种，还在歙县农田亲手种植了金皇后玉米、西红柿等。
1940年之前，歙县妇女手工纺花，劳动强度大，效率低。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县政府决定推广使用旋花车，举办木工培训班，学习如何制作旋花车。 车一到，邓小平就协调请延安的女同志来当教师。 他们先给各村的妇女救援会理事们上课，然后由妇女救援会的理事们给各村的妇女们上课。 这项技术的促进为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妇女每天可以每天旋转一朵tael，每天三个tael。 那些快速的人最多可以旋转一半的猫，赚取一小米的猫，并且可以维持三口之家的生计。
在台湾山脉的经济建设中，邓小平将科学和技术的应用置于他的工作时间表中，从而使科学能够在基本地区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在，回顾邓小平的断言“科学和技术是主要的生产力”，这并不是偶然的，但在反日期战争期间在泰港山区得到了早期实践和证明。
邓小平在台湾山上做出了两项出色的历史贡献：第一，基地建设，第二，陆军建设。 除了建立和改善党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体系外，基本区域的建设还在重新振兴了基本地区的经济。 以金融建设为例。 当时，发行货币是混乱的，因此他大胆地建议让基本地区经营自己的银行发行货币。 他总是将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提出货币循环原则是“只要可以实现群众的事务。” 在陆军的建设中，他特别注意了反日武装部队的招募和重组，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扩大了军队的数量和质量。 从Chi'an村庄到整个Shanxi-Hebei-Luyu基地，从第129师到Liu和Deng的军队，从不到10,000人的人民重新组织为30万军队，在反 - 一支胜利的胜利中。日本战争，邓小平不仅在军事上实施了反日游击战政策的军事命令，积极培养了第八届路线军队的许多杰出指挥官和战斗人员，从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的角度来看。
既然伟人已经去世了，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民族解放，改革和开放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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